“未来帝”凯文·凯利在中国

凯文·凯利是谁？或许这是一个不该被提出的问题——“长尾理论”的提出者、《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在硅谷被称为“未来帝”，对未来的认知被《骇客帝国》搬上荧幕影响了几代人……这些激动人心的描述都是说他的。现在，他来中国了，参加活动、爬长城、吃中国菜，到处都是鲜花与膜拜。

文/小敷 录音整理/王娜   翻译/Brian Lee博士(3G门户副总裁)）

“最后，我不明白这种蜿蜒的结构怎么能把人挡在外面？” 凯文·凯利提出疑问，然后又给出了自己的理解，“其实我觉得长城更像一个符号，或者是一种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哪怕在当时我也不认为能够起到防御作用。”

12月4日晚上，刚刚游完长城归来的凯文·凯利，在参观了3G门户网站北京公司后，与该网站总裁张向东在当日的晚餐席上做了这次“闲谈”。

他们是从长城开始聊起的。这是凯文·凯利第一次来中国，他说自己原本设想的长城应该是起伏比较大的，结果因为当天去的是金山岭那一段，而不是在媒体上常见到的八达岭段，有些失望没有见到想象中的长城。

凯文·凯利是谁？或许这是一个不该被提出的问题——“长尾理论”的提出者、《连线》杂志创始主编，“网络文化”的发言人和观察者，在硅谷被称为“未来帝”，对未来的认知被《骇客帝国》搬上了荧幕影响了几代人……这些激动人心的描述正是说他的。

创办于1993年的《连线》杂志，曾经被视为是新经济杂志一员的，如今证明了它更重大的贡献在于培养了一大帮“技术派”，这本杂志崇尚无线技术及数码并长期坚持此道，被大批数码热血青年热烈追捧，文化评论家甚至将此等同于1960年代由《滚石》带动的一代。

年近六旬，凯文·凯利已经卸任主编职务，但他仍被现任主编克里斯·安德森奉为导师。在创办《连线》之前，凯文·凯利是《全球概览》杂志（乔布斯最喜欢的杂志）的编辑和出版人。1984年，他曾发起第一届黑客大会。他的文章还出现在《纽约时报》、《经济学人》、《时代》、《科学》等重量级媒体和杂志上。

12月初，凯文·凯利首度来北京，因为作品《失控》中文版在中国的出版。“过去十年，公认最具智慧和价值的一本书。”《长尾理论》作者克里斯安德森如此评价这本书，这部被誉为对现代和未来社会的“ORACLE”(神谕)之作，初版于1994年，书中前瞻性地提到了许多今天正在大热的词汇：大众智慧、云计算、物联网、虚拟现实、网络社区、网络经济，等等。

“您的问题会不会很尖锐？”，面对生于70年代、中国互联网的年轻总裁张向东的“请教”，凯文·凯利幽默地反问，并边吃水煮鱼，边开始了访谈。

大网络时代的蜂群效应

    张向东：您曾提出技术最后能够成为一个智能的系统，这个智能的程度可以达到和人一样思考。我认为智能时代的到来的前提是一个必须全面了解个人信息的终端，手机是智能时代的开始，不知道您是否认同这个观点？

    凯文·凯利：其实我认为不管是台式机、手机或者是其它移动终端，都不会成为智能的第一代表物，真正的人工智能可能需要一个全球性的大网络，将所有的东西都接进来。包括2005年我跟Google的创始人之一Larry Page谈的时候，我问他们到底想做什么？当时Larry Page给我的答案是Google创办的初衷就是想做人工智能，那时他们还没有什么能力赚钱。之后，Larry Page几次提到了他们要做人工智能，他们的首席技术官是一个AI(人工智能)方面的博士。我认为真正的人工智能是出现在全球网络里，而不是在一个小小的手机设备里，但是手机的确可以让你访问连通人工智能的接口。我还是强调数量和连接的概念。

    张向东：我同意，手机并不能取代电脑。但从接入终端的形式来说手机是最方便的，从用户数据信息来说是比较全面的。

    凯文·凯利：对。我同意你的这个观点。我觉得人工智能也需要吸取、感知等等这些东西，单纯的一个大脑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认为像手机可以做这种智能的感知器或者叫传感器，这是非常好的工具,能够把各种刺激传到大脑里来，这样的大脑才有意义，不然大脑是没有意义的。

    张向东：见您之前,我尽自己能力理解您提出的“the one”概念。您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定义？以及您对“the one”的想象。

    凯文·凯利：我还是拿蜂群来做比喻，一个蜂群的行为特征,如果从个体的蜜蜂来看是找不到的。但蜂群的整体行为特征又是从许多个个体而来，比如说蜂群拥有的记忆能力，如果我们用某种杠杆衡量蜂群的记忆能力的话，它要比单个的蜜蜂的记忆能力长很长时间。

将来“the one”的这种系统也是类似的，就是说所有的3G也好，手机也好，连成大网络后会浮现出来完全不同的行为特征。这些东西通过单个的手机设备是无法觉察到的。

信息社会不需要统一的货币体系

    张向东：我感兴趣的还有货币问题。到了信息社会，我会觉得信息货币比电子货币更容易让我认可。因为财富不仅是原来商业社会里面的钱、货币这种东西了。将面临虚拟财富的问题，比如说游戏公司倒闭了，游戏里的财产应该是属于谁。

    更新的问题会出现，比如说如果网络并不是共通的，在某一个网站里积累的信用度和财富，在另外一个网站可能不被承认。您觉得是否应该用信息货币这一类的方式来阐释？

凯文·凯利：其实钱本身在现代就是信息了，比如说我在网上付美金的时候，传一个微码给对方，但并不是付的真正的美钞。那么问题就在于，信息货币到底是什么？它跟现有的货币有什么不同？如果要新引入一种币制的话，需要有很庞大的东西支撑它，这是不太现实的。

另外，我们也不需要创建一个统一的货币体系。因为统一的货币体系要面对很多很复杂的问题，比如说通胀，比如说信用的作弊或者是造假或者是滥发货币等等。比如说欧元是在欧元区里试图统一起来，但是已经显示出很多的问题。而且虚拟货币也有通胀的问题，因为这个货币本身是假的，最终它的制造方式和发行是打印或者是怎样，你没法控制。从用户或者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我也不认为有必要有一个统一的货币体系，最后可能需要一种通用的货币，比如说美元黄金这样的，但是不必有一个统一的体系。

    张向东：我的下一个问题正是虚拟经济里的版权问题。实际上原本版权法之所以存在是为了鼓励经济的发展，而现在生产和传播变得越来越容易和方便，版权成为互联网发展的障碍。就像Google图书馆，您知道Google也下了很大决心说要准备几亿美金的诉讼费解决版权的事情。您觉得用什么方式会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凯文·凯利：这个最核心的问题是中国目前没有很完善的版权保护机制，西方要求中国有这些。但是西方要求的实际上是工业时代的那一套东西，我觉得不合适，中国应该采用一套21世纪的新机制，但问题是现在没有现成的。其实我更愿意有人能够发明这样一个体系，所以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到底什么样的网络保护体系更好，而且比工业时代的体系更好。一个要点是以前的版权保护给的时间太长了，人死后几十年都要保护，一点都不合理，无法有效地、尽可能广泛地传播，广泛传播才可以刺激后来者创造更多的东西。所以缩短版权保护的期限，这是必须的。中国可以建立新的机制，比如说，版权的保护时间要短一点，也许5年？

不会再写纸质书

    张向东：我非常喜欢中文版《失控》的封面，非常恰当地阐释了您的思想，您认识这个设计师吗？对现在的人们来说，这本书可能太厚了，您认为多少人读完了您的书？

凯文·凯利：很遗憾，不认识。你说得对，这个封面就阐释了“失控”的理念。个体是无意识的，群体在整体的失控中却找到了方向。网络带给这个世界的改变就是这样，那会变成一个像热带雨林一样的成长生态。如果规划好了，一切在控制当中，这个世界就不是信息社会的发展方向。但请相信，这个系统会自主地发展下去。

时常会有人在读这本书的某某一段的时候写信给我，表示他对那段的感觉。尤其是书的前面那一段，有一个场景是一个人在空中飞，那个飞机用“是”和“否”这两个选择来驾驶的。很多人重复读这段，可能今年没有读完，明年又重新读一次。

    张向东：您的新书《技术到底要什么》也出版了。我现在有一个问题，现在人们的交流越来越现代化，从以前写书变成写博客，再变成写Twitter，会不会以后您的写作也会慢慢变得像Twitter一样，在这个上面发出来就可以了，不需要写那么厚的书了？

    凯文·凯利：你说的这个未来的趋势，我以后肯定会朝这个方向做，因为这本《技术到底要什么》是我最后一本纸质的书。我12年前也出版过那种很薄的书，那是一个中文版的，关于网络经济的12规则，我现在已经把这本书的整个内容以博客的方式写出来了。

    张向东：您个人的习惯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您与信息世界跟、与互联网领域发生关系的方式具体是什么？您平时经常上哪些网站？

凯文·凯利：我甚至还在读纸质的报纸，像《纽约时报》，这是我每天都要读的。我还读很多科学杂志、刊物什么的，包括很多科学家发表的那些论文。在我的办公室里面有两层楼的书架，然后我读很多不同科学家的书。Twitter尽管是很高层次的一种信息化的分享，但我不想停留在表面，希望有更深层次的了解，从这些读物里挖掘出更多的信息来。

中国的信息文化很强

    张向东：您的工作花很多时间在对未来的思考上，这个人生方向是什么时候决定的？为什么会对信息社会有这么深的洞察和预测，为什么自己不做一个互联网公司呢？

    凯文·凯利：我其实早期就已经设立过一个互联网公司，那还是互联网还未兴起时，我做了一个叫做Hotpot.com的搜索引擎。而且我是《Wired》（《连线》杂志）的创始人，以前雅虎的创始人Jerry Yang看过《Wired》的封面，然后互联网的那种文字广告和图片广告，早期的形式是我第一个推出来的。所以说我做这种互联网公司做了很多年了，做《Wired》也是做了很多年。我对人们最好的贡献不是在互联网公司上面，我觉得我以更高的层次从一个更大的框架探索问题，我得回来的那些智慧跟人家分享更加有意义。我现在的KK（www.kk.org）网站每年都是盈利的，很小的网站，只有两人在做，有一个板块是分享一些生活中发生或者是有用的东西。

    张向东：我还知道您很喜欢旅行，看到您的个人网站上有很多的旅行照片。

    凯文·凯利：因为旅游可以扩大我的视野，可以增加很多的信息。我旅游的时候很难写书或者是感受，因为看到每个东西都在吸收。通常回到家的时候才把感想写出来。我在《Wired》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提出一些框框来，提供跟别人不一样的想法。

    张向东：你现在已经卸任主编职务，还参与他们的工作吗？

凯文·凯利：我现在的股权已经出售，可我还有一个工作就是去熟悉写作的这些人，然后每个月至少跟《Wired》的老板碰一次面，跟他交换和分享信息。

张向东：在过去的一些年里你对于中国互联网的了解大概有哪些印象？

凯文·凯利：中国本身在信息文化方面很强，即便它在技术上没有超越美国。我相信比较强的这种文化，比如说我出门从来不带手机，你们这边每个人都带手机，人们吸收信息化的这个量是非常强的。正因为此，中国会在以后的互联网时代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跟印度一样，印度也是科技不是最领先，可是有很多人在渴望吸收和分享信息，用电话也好，用其它电子产品也好，其实这个是一个力量。

张向东：再问一个问题作为结尾，您是如何拥有了这样的智慧？年轻时代是怎么度过的？

凯文·凯利：20岁的时候，我没有去读大学，而是选择了周游世界，直到现在，我阅读大量的书籍，和聪明的人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