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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骑行的记忆

​我骑车的这几年,没有遇到抢劫、偷车,没有发生大的车祸,也没有遇到猛兽袭击—只有一次,突遇在公路中间晒太阳的一条大蛇。哦,蛇是我最怕的动物,远超狮子老虎。那时正下一个长坡,没法避让,它实在太大了,盘起来还占据了路面一多半,我尽可能把车弯向路侧,举起双脚,大叫着冲了过去,那条蛇高昂着的头,离地都有半米。不过它和我一样,只来得及警惕地保持一个守势,根本想不到攻击,就看见一个穿着鲜艳无比的骑行服的家伙飞一般嗖的一下过去了。这些都算有惊无险—我的旅行,没有真正的危险发生,或者说,危险可能在左近逡巡过,但放过了我。

有个在非洲骑过的朋友说,叙利亚那几年有劫匪专门用远程狙击步枪打劫,任何防备都没有意义—你不可能穿着防弹背心,戴着防弹头盔骑车旅行吧。他有朋友遭遇了这如同枪战片一样的场景,幸运的是,这位骑友遇见的是一个枪法很差的劫匪,只听“乒”的一声,子弹打爆了车胎,又“乒”的一声,子弹打在了车架上。他掉转车身,骑着爆了胎的自行车狂奔几十公里,创造了个人最快的瞬时车速纪录,当晚睁大眼睛看着天花板过了一整夜,第二天继续往返回方向狂奔。

也有三位骑友在印度这个有信仰的国度露营时,遭遇入帐打劫。劫匪持枪闯入,抢走了主要的财物,差点侵犯其中一位女骑友。这三位骑友也受到很大的惊吓,最后选择飞离事发所在地,再选起点,重新骑行。

是的,我真幸运,幸运的不只是没有遇到蓄意的伤害,还总是遇到那些温暖和美好。

在法国,有很多次在小镇敲门问路,热情的主人们会带我去车库看墙上的大地图,顺便分享曾经骑过的线路,还会给我的水壶续满水。

在南非,出发前组装车,心急的我拧坏了一个螺帽的螺丝,酒店前台的服务员带我走了几条街去找她的朋友,一位摩托车的技师,花费两小时免费为我制作了一个新螺帽。

在阿根廷,山里,雨中,临近傍晚,我拦下一辆皮卡,那对不会讲英文的年轻人看着湿淋淋的我、脏兮兮的车,说:“OK。”他们一直送我到达酒店的门口,微笑着拒绝了我的晚餐邀请。

不一定要给予,分享也就足够。

四个骑着小自行车在小镇上乱窜的黑人小孩,在小镇超市门口拦住我,找我要钱,要玩我的自行车。我蹲下来和他们聊天,告诉他们,我不可以给他们钱,但可以请他们喝饮料。他们欢天喜地挑了喜欢的果汁,坐在路边台阶上晃荡着腿,四张小嘴巴轮番提问:北京有多少人?自行车多少钱?家里养狗吗?你多大?有兄弟姐妹吗?见过打仗吗?……我给他们看手机上我收集的自行车照片,他们看了几张就拉着我去镇上的自行车店。最小的那个小家伙,在去车店的路上悄悄告诉我,哥哥喜欢打架,可他不喜欢。过马路的时候,他像只毫无戒备的小鹿靠近我,把小黑手塞进我手掌,让我牵着他过马路。显然是老大的那个,指着高高挂着的那辆说,等他长大了,就买来骑。等到我和他们一一击掌告别,骑出去不到五分钟,他们又从另一条小路窜出来,只是要和我再说一次再见。

就算为了遇到这些事情,也值得骑很远的路了。

有一天,骑到日落时分,刚好在高处,千万里云彩如印象派的绘画,那一大片水域连了港湾,没有风,没有船,水面平静如镜,我把车放倒在草丛中,走上一个小坡。坡顶上,又圆又大的太阳如一首慢歌的结尾,缓慢地收拾着热情。一对情侣正专心亲吻,太阳的光线从他们的发际、唇间穿过,就连缠绵的吻都有了光辉。前面有一台架在三脚架上的相机,正对着落日的方向,不知道相机能不能理解主人的处境,自动完成拍摄的工作。而我不知道自己在看落日,还是在看情侣的吻,嗯,或者应该说,是在看落日时分的爱。

真美啊,落日和亲吻,有多美!

在那些时刻,你会觉得所有的一切本来就是这样的,都应该是这样的,理所当然应该永远这样的。

然而,不是。

2003年,我在塞班岛上游玩。那是太平洋上的群岛,美属,离日本却近。当地人带我四处走,有一座小岛叫天宁岛,一处远离人烟的平坦开阔地带,草木疯长,周遭寂静,他们指指一条不长的飞机跑道说,看见吗?就是从这里,飞机携带了原子弹起飞,前往日本,轰炸了广岛。我只觉得一股寒意从心里散到了四肢,话都说不出来。

塞班岛上养了很多牛,那是当地人的食物。作为一个海岛,这里的居民没有人吃鱼。如果你去游泳,鱼群会大大咧咧地游近你,和你逗乐。因为当地人不捕鱼,鱼类才这样有安全感。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里都是渔民,主要的食物都是鱼。“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塞班的军事地位极其重要,当时要轰炸日本本土,必须从塞班岛起飞,所以,美军攻打塞班岛的目的非常明显,当时的日本驻军拼死保卫,后来,打光了炮弹子弹,眼见保不住了,日军带着家人集体跳海自杀。那一年,塞班岛的鱼都很肥。当地人从此不再吃鱼。

我没有亲历过战争—这是多么幸运的事情—但我去过的每一个大洲,每一个国家,哪里没有过死亡无数的战争?引发战争的理由,开始是一头羊,或者几个奴隶,再后来这些起因变得稀奇古怪:王位皇袍,或是一个女人、某个仇家,或者金矿、尊严,或是领土......在这些多变多样的理由中,刀或子弹穿透很多人的胸膛,当然,还有原子弹。互相杀戮的人们,大多数互不知姓甚名谁。

也许,那是太久远的时代,是战争的年代,国境线浇上了汽油,光荣烧坏了人们的脑袋。

今天的这个年代,已经是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技术进步,经济发展。

在我所生活的这个国家,一直和平,却不安定。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几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有毒的奶粉被放上货架,卖给孩子;不明动物被乔装改扮成的羊肉,成吨地销售然后进入一个个家庭的餐桌;一个近二百斤体重的城管人员双脚踩在倒地的商贩脑袋上;住了几代人的房子,出门买菜回来就已经被拆得片瓦不存……这些,还都是一些同胞对另外一些同胞做的事。

在我骑车穿越的南非,第六区像去不掉的伤疤留在了开普敦。那是1966年种族隔离激烈时的故事,原来居住在此区域的有色人种被驱逐,白人占领了这里。今天,种族隔离制度已经被取缔,“真相与和解”运动也是近二十年前的努力,然而,开普敦的城外,连绵不绝的小铁皮屋塞满了衣不蔽体的黑人,他们不是在等待救济,就是在排队找工作。而白人的日子并不好过,很多工作岗位要“六个黑人一个白人”的比例来配给。最被憎恶的是黑人暴发户,他们靠的是资源和体制,“这个国家不公平。”从l'agulhas镇送我回开普敦的老人边开车边对我说。

这些,我想不清楚根本的原因。

难道不是人人都希望看到那样的美吗?难道不是人人都希望用善意来互相对待吗?难道不是人人都希望公平吗?

是什么让这些糟糕的事情发生?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善打不败的恶吗?这些恶怎么联合了起来,建立了组织,操纵了国家,发动了战争,建立了不平等的制度?

我不知道。

在澳洲大洋路,有那么一段路,离开了海,进了山。

一阵暴雨瓢泼而下,我爬了一天的坡,筋疲力尽,一会儿就被淋得招架不住。着急找地儿避雨,运气好,赶了没多久,看到一家B&B,那是简易的过路酒店。车就放在了雨里,人躲在屋檐下,一身的泥水,总不好意思去人家房间里。

屋檐好窄,雨越下越大,身体停止了运动,开始发冷。这时,门忽然开了,一位五六十岁的老人出现在门口。原来,这间恰好是酒店主人自己的屋子,他隔了窗看到,过来开门,请狼狈的旅人进屋烤火。主人并不多话,只为我煮了咖啡。房间真是舒适,壁炉里炉火烧得很旺。我坐的位置正对着落地玻璃窗,外面对着山涧,视野居高临下,山林茂密,一道瀑布就挂在窗外不远处。那一会儿,雨大得吓人,一点不像澳洲的天气,我坐在那里看着雨发愁,坐着坐着,就睡了过去。

醒来时候,雨不知道停了多久,雨后的山林翠绿欲滴,半道彩虹就在山涧下。童话里那些长翅膀的小仙女,会说话的小松鼠,最应该在这样的场景里现身了。多像Louis Armstrong的那首《What a  wonderful world》啊,“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酒店主人又端来一杯咖啡,几块饼干,招待这个疲惫的过路人。不过,我该道谢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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