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骑车，是少年礼。

在陕西乡下，小学升初中的暑假，是学骑车的指定时间，约定俗成。那时候，家里都买不起专门给孩子的自行车，统一用“28自行车”开练。一到暑假，打麦场上就能看见当爸爸的给孩子把住车后座，喊着“慢点慢点骑、快点快点踩、刹车刹车、后闸后闸”。过一会儿，一个新自行车骑手就诞生了，小脸蛋儿红扑扑地跨在自行车上，在村外马路上来来回回。妈妈不在村口喊着名字叫吃晚饭，肯定是不回家的。

学会骑自行车在那时候的重大意义，和今天学会开汽车拿驾照没有两样。

​街道里总有调皮大胆、手脚灵便的几个，等不及上初中就推出对他们来说太高的自行车。也不知道谁发明的掏裆式骑法，姿势难看不说，还只能蹬半圈，看上去太有喜感。小朋友们一旦学会，立刻勤于跑腿，乐于出门，爸爸买包烟，妈妈买袋盐，马上自告奋勇揣上零钱领命而出，推出自行车，一阵猛蹬，气喘吁吁一个来回，进得门来，昂首挺胸，和得胜凯旋的将军一个样儿。

多美好的回忆！不过，呃，丢人的是，对我来说不是。

可能那时候的我胆小，担任陪练的哥哥在后面刚放手，我就连人带车大摔一跤，从此再不敢学。父母心疼我受伤，家里也穷，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自行车，要么就是哥哥骑车驮了我去学校，要么就坐同学的车回家，经常地，他们故意表演双手撒把，吓唬坐在后座上的我。

后来读毛姆的书，发现他和我也一样有类似的经历。《寻欢作乐》（Cakes and Ale）里描述他学车的故事，是毛姆少年的真实经历。

直到1992年上高中，要去十公里外的学校寄宿，我才被迫学会骑车。那时候，个子也长高了，一骑上去，自然就学会了。没过几天，就和同学在路上并排骑着，一起玩双手撒把，果然开心。

1992年，自行车对我那个半农半工的家庭的意义，远远超过了美国人的家庭汽车。

​它很贵重，顶得上父亲半个月的工资。它也是家里最重要的财产之一，没有它，父亲就无法每天准时上班。很多个大年初一的早上，大雪覆盖了关中平原，父亲在前面推，我在后面推，父子俩喘着粗气，呼哧呼哧在乡间土路上使劲地走，雪泥塞住自行车的挡泥板，推得很吃力，推一会儿，就要找根树枝去捅捅泥，得好久才推上公路。父亲拍拍我身上的雪，说声：“回去吧。”就跨上自行车去县城上班了，我转身走回家。他大概要骑十公里到工厂，晚上再骑同样的十公里回家吃饭。我还记得有一个街坊叔叔帮我家做点活，晚饭时候，他拽过端菜过来的我，筷子使劲儿敲着碗说：“好好读书啊，要不然你就和叔叔一样，天天骑自行车去城里砌墙搬砖，一年下来，自行车坏了，想换辆新自行车，那都得咬牙啊！”

那时候，父母总是争吵，但每次放学回家，看见父亲的自行车停在屋檐下，我心里就踏实了。要是赶上父亲刚回家，包还没摘下来，露出父亲从城里买给哥哥和我的好吃的，就和过年一样开心。

我的第一辆自行车就是父亲骑了好几年的那辆。

​事实上，那辆自行车早该退休了，骑起来吱吱呀呀，费劲极了。送给我那天，父亲把自行车大修了一次。于是，每个星期日的下午，我都要花整整一个小时，在院子里拿块抹布擦车，偷偷拿母亲缝纫机用的机油润滑齿轮，找把螺丝刀加固一下劣质的螺丝。

要和我现在的自行车比起来，那辆车值不上其中任何一辆的一个车座，甚至一个车灯，可它是我第一辆真正拥有的自行车啊。要是今天它还在，我一定想个办法，把它制作成一个架子或是什么，让它一直有用，一直保存在生活里。现在我怎么想，都回忆不起它是怎么从我的生活里消失的，那时候我总迫不及待要抛弃过去，迎接全新的未来，旧的物件一有替代品，就赶紧丢掉。

现在，我知道自行车不只是用来上班上学的交通工具，它有自己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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